疫情下的階級抗爭

疫情下的階級抗爭

Dario Azzellini,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Zacatecas,墨西哥

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下,原有的社會不平等變得越加嚴重,而新冠肺 炎的肆虐也使得這個現象變本加 厲。相較於2019年,2020年的前九個月勞工 收入大約減少了10.7%(約等於三兆五千億 美金);於此同時,超過兩千兩百位億萬富翁 的總資產額從2019年的九兆五千億美金上 升至隔年的十一兆四千億美金。全球各地的 研究皆顯示貧窮和勞動階級人口的COVID 感染率和住院率較高,其中黑人、原住民以及 特定種族的勞動階級更有顯著的染疫率以及 死亡率

> 疫情所致的抗爭

這段期間工人階級發起了各種抗爭,有 些因疫情而起,有些則與其沒有太大的關聯。因為疫情而日益漸增的壓力和染疫風險,使一些受影響層面較廣的行業開始出現各種遊 行抗議和罷工示威活動,特別是低收入和工 作環境較差的職業。例如:醫療保健工作、護 士、倉儲業、郵購業務、後勤工作、大眾運輸業 和食品製造業中的肉製食品及農產品業者。

醫療保健業作為近幾十年新自由主義 下減縮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,在歐美國家、亞洲、非洲等地均有發生罷工。這領域的從 業人員多為女性;特別是護士一職,其低薪高風險 的現況還同時涉及到性別和種族層面問題。不只如 此,罷工行為也發生在大眾運輸業,美國許多城市 皆出現司機自組性的示威活動:2020年5月,布魯 塞爾市的司機們在工會未經他們的許可下與資方 簽訂協議後發起罷工表達不滿;而在墨西哥市、哥 倫比亞的麥德林市、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和日本等 地的地鐵工作人員均有發起罷工示威行動。德國工 會 ver.di 的成員在市區的大眾運輸上發起一系列 的抗議活動,而義大利和希臘也出現國營與私有大 眾運輸業針對工作安全和薪資提升兩大訴求的罷 工。食品業者的罷工則是從美國和西歐的肉品加工 業開始,該行業的員工多為移工,有著極高的COVID-19感染率。在義大利、西班牙和美國,移工身分 的農夫發起罷工,而其他國家的食品零售業也一同 響應。疫情爆發初期,美國和澳洲的物流和配銷業 為了增加相關配套保護措施而發起罷工;在義大利 的Amazon、TNT、DHL 和 UPS 等物流倉儲公司 都經歷了員工抗議和大量離職的狀況;食物外送員 也在疫情間發起了多次的罷工,促使法院強迫公司 提供六萬名的腳踏車外送員更多福利。

> 非因疫情所起的抗爭

也有一些近期的示威和疫情沒有太大的關聯。工廠大量的裁員及倒閉情形造成勞資衝突:隸屬於 印度塔塔鋼鐵的荷蘭愛默伊登鋼鐵工廠,其員工曾 發起長達三周的罷工行動,成功保障了1000名 員工的工作並承諾續聘到2026年。2020年的12 月,印度發生了一場針對政府放寬公共部門的勞 資關係和私有化制度的大型罷工,大約有兩億五 千萬來自國營和私有單位的勞工參與此次的罷 工。從2020年的9月,印度的農夫對政府新推動 的政策感到不滿,因該政策將為私有公司帶來極 大的好處,卻犧牲掉農民的權益,便為此發起抗 爭;2021年1月,農民的抗議行動席捲整個德里 市,政府才將這個政策暫停18個月。2020年來自 德國、西班牙和波蘭的亞馬遜員工在10月的周 年慶(Prime Day)當天,以爭取更高的薪資為目 的發起罷工活動,緊接著德國的亞馬遜工廠也有 幾個較為小型的罷工隨之發起。在西班牙畢爾包 和巴斯克自治區的港口內,各公司的碼頭工人們 聯合發起為期55天的罷工,直到公司接受他們 的幾項訴求,包含:每年至多1826小時的工時、增加工作時的休息時間和假期。

疫情期間,各類勞動階級的反抗也相繼出 現。在玻利維亞,對獨裁政權的抗議強制促使政 府舉辦一場新的選舉,並使得原先被獨裁政權 抵制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政黨(MAS)重新拿 回席次。在美國,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 合會(AFL-CIO)沒有給予2020年5月由黑人領 導的多種族勞動階級抗爭適當的回應;然而,單 就該年的五月和六月,仍有超過600起停工和 罷工的事件響應黑人的命也是命(BLM),公車 司機也拒絕將抗爭者送達監獄。2020年6月9日 為喬治‧佛洛伊德的葬禮,國際海岸及倉庫聯 盟(ILWU)以關閉美國太平洋沿岸港口將近九 分鐘的方式紀念他,而在六月節當天,國際海岸 及倉庫聯盟也在29個西岸港口發動了八小時 的接力罷工。7月20日國際海岸及倉庫聯盟、聯 合農場工人(United Farm Workers)和全國 家政工人聯盟(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)在超過25個城市舉辦為黑人抗議(Strikes for Black Lives)的活動,共同響應黑 人的命也是命。

> 勞工運動的新起點

疫情期間的抗爭與以往的情形相同,大多的 抗爭都是由基層員工自主發起的,展現出更多元 且迅速的模式;而傳統公會大多會迴避太過激烈 的抗議,只有在基層員工的施壓下才有機會參與 行動。新自由主義和商品型態的轉變帶給傳統的 組織很大的衝擊,雖然近代的抗爭和組織出現國 際化的趨勢,但勞工運動的弱點仍不能被忽視。在多數的事件中,勞工運動離成功爭取到權益仍 有很大的差距,然而疫情期間的勞工動員證明了 階級不再是社運中分類的其中一種方式,這樣的 假設是錯誤的。不只如此,全球供應鏈並不穩固 的事實再次給予勞工在全球產業界一定的地位 與聲量。

大規模阻斷商業利益的能力至今仍是勞工 重要的武器之一,在此前提下,正如勞資之間的 互動,產品製造與再製之間的關係也需要被重新 思考。在這個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,移工成了新 勞動階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性別和「種族」也並 未抹滅階級在勞工運動中的位置——如何分析三 者之間在資本主義與剝削階級中的互動關係,正 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。在 Paola Varela針對女 性在勞工運動中的分析中,他給予了精闢的見解:「工作場域不應只被單純視為經濟生產的場所,應將其轉化成強化全體勞工聲音的重要工具與 催化劑。」

來信寄至:Dario Azzellini <da483@cornell.edu>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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